“我怎么也不相信老公会自焚的！” 刘小丽说，“这么乐观和坚强的人，会自焚吗？”

长满手袋厂的女文员，她说当时亲眼看到杨拿出火机点燃身上白电油，警方到现场后搜集到杨扔到地上的打火机，“肯定还有他留的指纹”。当时现场三人，她不抽烟，老板也不抽烟。

“忽然感到身后一热，起火了，赶紧脱身上衣服”，杨增朝说，搞不清楚为什么着火，“我要是真自焚为什么不抱着老板一起死呢？工厂那么大，为什么白白把自己烧成这个样子呢？”杨增朝反复说“真的不明白”。深圳警方11月30日向云南调查组介绍调查结果：包括刘小丽在内当时在场的人确认，杨是自己点火引燃白电油的。

住院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让他记好：“有一个问题千万记住，一定要说是自己点火，不然医药费要自己出。”

南京《周末》记者 周 益

“我怎么也不相信老公会自焚的！”

2008年1月8日，21岁的四川籍女工刘小丽在电话中对记者哭诉道，“就为几百块钱，不值得啊。”

刘小丽口中的老公名叫杨增朝，今年才23岁。四十多天前，杨增朝在他与刘小丽一起打工的工厂办公室里成为一个“火人”。由此，这个惹人关注的“民工讨薪自焚”事件迅速传遍了全国。

杨增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为什么他会做出“自焚”这样极端的事情？整件事情的背后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

妻子印象：嘴巴很甜，生活节俭

刘小丽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忆，因为一回想过去，脑海里就会出现杨增朝浑身是火、满地打滚的悲惨场面。但刘小丽不由自主地，还是陷入回忆，她与杨增朝的相遇、相知、相爱，所有美好的片断也会涌现在脑海中。“这些是我现在照顾他的动力。”刘小丽对记者一板一眼地说。

2004年，17岁的刘小丽在老乡的介绍下到深圳一个手袋加工厂打工。“这是我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，对周围的人和事情都比较怕。”刘小丽说，“杨增朝跟我在一个组，因为年龄大一点，经常会跟我和同组的姐妹开玩笑，也会给我们讲故事，就像大哥哥一样。”

让刘小丽没有“防备”的是，没过多久，杨增朝就向她发起了爱情攻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刘小丽对这个喜欢嘻嘻哈哈的大男孩渐渐有了了解。

“2001年他就出来打工了，那时候他中学未毕业，身无分文。靠朋友从烟厂批发来一些烟叶，贱价卖掉，然后又从姐姐手里借来一些钱，凑做路费。”刘小丽说，“他的家里只有7亩田，收些苞谷和洋芋。留在家中的哥哥，补贴家用的方式是背煤，即便如此，人均年收入也不过1500元。这点他跟我很像，如果不出来打工，就活不下去了。”

“他出外打工的几年，还给家里添置了一台电视机和一个柜子。”

“他这个人嘴巴很甜，我再不开心，被他一哄就好了。”刘小丽说，“他还很节省，不像其他男工人那样经常喝酒、抽烟，他很会把钱存下来。”

慢慢地，刘小丽发现自己无法抗拒杨增朝的攻势，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。

打工挣的钱被抢之后

2005年的一个冬天，杨增朝突然来到刘小丽宿舍门口，一脸兴奋地把她喊出了门。“我出门一看，他手里拎着两个小背包，包的拉链已经拉开了，每个包里都塞满了钱。”刘小丽说，“他告诉我，这是他几年打工存下的两万块钱，准备带回云南老家办喜酒，风风光光地娶我进门。”

刘小丽惊呆了，看着杨增朝的脸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刘小丽对记者说：“我知道这些钱是多么来之不易，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不是什么大数目，但我真的很感动。”

不过，当天晚上就发生了意外。

“我跟老公去他的宿舍，身后突然冲出两辆摩托车，车上的人把我老公手中的包猛地抢走。”刘小丽说，“他反应很快，趁其中一辆摩托车速度没快起来，追上去就是一脚，把它踢翻，然后拼命地从‘飞车党’手里抢过其中一只包。”

因为劫匪有两辆摩托车，杨增朝的另一只钱包再也没有抢回。

“我当时吓呆了，老公虽然浑身是泥土，却满不在乎地安慰我，说钱以后肯定还能挣回来。”刘小丽说，“这么乐观和坚强的人，会自焚吗？”

几个月后，刘小丽跟随杨增朝到了云南，办了喜宴，很快就有了身孕。

2006年8月，刘小丽为杨增朝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在家坐完月子并带了一个月孩子后，刘小丽发现之前带回家的一万多块钱已经花完了。在与杨增朝商量之后，刘小丽决定把孩子留在云南老家，自己趁年轻再出来打工，回到了深圳。

“老板，你是不是要我死？我死给你看！”

一年后的2007年11月8日，这对小夫妻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深圳龙岗平湖长满手袋厂，从事车位工工作。厂里还为他们安排了一套夫妻房。

11月24日下午，工作才16天的刘小丽和杨增朝突然一起去找厂长要求辞工，并索取工资，“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大概1100来块钱。根据我以前的打工经验，临时辞工的话只扣20%工资。”刘小丽说，当时厂长告诉他们没有那样的规定，并称以前有工作50多天的工人辞工也只拿走1个月工资。“我们说那就扣30%，给我们几百块钱。”刘小丽说，要是再减少，他们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，当时两个人口袋里总共只有30多块钱。厂长表示要和老板商量后再给他们答复。

第二天上午10点，杨增朝夫妇去厂里找老板要钱，老板还是不同意给钱。

“老板，你是不是要我死？我死给你看！”这时，杨增朝猛地拿起大厅角落里的一桶白电油(工业用清洗剂，无色透明液体，挥发易燃)往身上一浇，紧随老板进了办公室。“我当时电话响了，在外面接了两分钟不到。”刘小丽说，她就看到杨增朝浑身是火跑出来。

“我吓坏了，他身上好大火！”刘小丽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抬头看到老板在自己办公室里也在拍打火。“杨增朝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身上火已经灭了。”刘小丽说，他全身皮大块大块地掉下来，脸上焦黑如煤炭。随后，120救护车赶来把杨增朝送往医院。

惨剧已经发生，无法挽回。记者在采访刘小丽的时候了解到，当时她正在屋外接电话，只见到丈夫往身上浇了白电油，并没有看到是谁点的火。而多个目击人又各执一词，究竟是谁点的火成了该事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。

目击者：打火机上还有他留的指纹

当时在场一共有三个人，其中就有一个长满手袋厂的女文员，她说当时亲眼看到杨拿出火机点燃身上白电油，警方到现场后搜集到杨扔到地上的打火机，“肯定还有他留的指纹”。

对此，清醒后的杨增朝回应说，他身上当时没烟也没打火机，泼白电油前抽了一根老板发的烟，用的火机也是老板的，“我也搞不清楚，不知道是别人抽烟，还是怎么回事。”不过，也有媒体报道，刘小丽曾表示，事发那天早上，她给丈夫买了一包白沙烟还有一个粉红色火机。

长满手袋厂那位文员表示，当时现场三人，她不抽烟，老板也不抽烟。

杨增朝：只想吓唬老板

经过一个多月治疗，杨增朝情况有所好转，基本脱离生命危险，已能比较清晰地说话。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“当时，我就想吓唬老板，往身上倒了一些白电油，跟着他进去。”杨回忆说，当时他侧过身，后退了几步，等老板给答复。

“忽然感到身后一热，起火了，赶紧脱身上衣服”，杨增朝说，搞不清楚为什么着火，他不知道白电油那么易燃。据了解，白电油主要成分为正己烷，极易燃烧，其挥发后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，且比空气重，能从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，遇火源会燃烧。

“我要是真自焚为什么不抱着老板一起死呢？工厂那么大，为什么白白把自己烧成这个样子呢？”杨增朝反复说“真的不明白”。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，深圳警方11月30日向云南调查组介绍调查结果：包括刘小丽在内当时在场的人确认，杨是自己点火引燃白电油的。

不说自焚医药费自己出？

那为什么杨增朝在一个月前会承认自己点的火呢？他说他也在纳闷，并称住院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让他记好：“有一个问题千万记住，一定要说是自己点火，不然医药费要自己出。”杨表示，他当时听到这个声音两次。“送到医院后，那时被烧得糊里糊涂大脑不清醒，有时候我说是，有时候说不是。”妻子刘小丽证实，丈夫当时确实告诉她是自己点火的。

主治医生表示，尽管杨增朝现在神志清醒，而从住院到一周前曾有过说胡话的现象。

但是，杨增朝现在所说的话无法得到其他人的证实。也许，这将永远是个谜。

家人一个接一个进医院

杨增朝的儿子名叫杨云川，今年1岁零5个月，正在杨的老家云南省宣威市淌塘镇新堡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，家中只有他不知道发生在自己父亲身上的惨剧。

杨增朝自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这个农村家庭中，杨的母亲一个多月来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所有刊登他儿子消息的报纸。儿子出事后，老母亲整天以泪洗面，因为家里惟一一部手机如今在儿子身边，所以，60多岁的老妈妈就靠报纸上的报道才能知道儿子的状况。而那部手机，本来是杨增朝为了每天听一下自己儿子的声音而买的。

刘小丽对记者说，进手袋厂工作之前就听说孩子生病了，感冒发烧。

“可能因为孩子一直吃不到母乳，身体很虚弱，现在知道了，原来孩子得了支气管肺炎。”刘小丽说，“后来，公公来电话说，婆婆也跟着气管炎发作，进医院挂水了。”

杨增朝的父亲记得自己给儿子打的电话。

“我说，在外面不安生，就回来吧。”杨父说，“他怕听见儿子和妈妈喘，一打电话来听见，他就会着急，发火。但他答应了，说带钱回来，给孩子和妈妈治病……”

农民工讨薪，别伤害自己

又到一年讨薪时。

每到年底时，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新闻便频繁见诸报端。

为讨薪，有民工跳楼；为讨薪，有民工割脉；为讨薪，有民工叫卖器官……

杨增朝选择了自焚。

这是一种灾难性的选择，对个人，也是对家庭。

“讨薪风暴”已经席卷了中华大地数年之久，但民工甚至普通劳动者遭遇欠薪的报道依然层出不穷，问题究竟在哪？

农民工欠薪问题与相关职能部门管理不到位、行政作为少甚至不作为有很大的关系。只要有关部门依法行政，督促企业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、按时给农民工发放工资，认真负责地解决好欠薪纠纷，及时化解欠薪矛盾，欠薪风潮就刮不起来。

遗憾的是，不少职能部门并未积极履行职责，反而是消极对待欠薪问题，弄得农民工误以为此路不通，无奈之下只好用非正常手段予以解决，做出危害自己甚至危害社会的事。

“根据现行的工资保障金制度的运行模式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赌注基本上是押在了施工企业、建设单位身上，风险很大。”一名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人士指出，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维权问题，应对现行的相关工资保障制度加以改进、完善，建立一套简洁、得力的制度。

分析人士指出：“为数众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，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，但他们至今仍被单位拖欠工资、没有劳动合同、没有养老保险、没有医疗保险等问题困扰。”他认为，目前社会上缺乏一套为农民工维权的强有力的机制，农民工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，这是诱发种种过激事件的一大诱因。该问题不解决，过激讨薪事件将不可避免。

有关专家指出，讨薪本身并没有过错，那是打工兄弟们辛苦劳动后讨要应有的合理报酬，但过激行为决不可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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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遭遇欠薪，农民工该怎么办？

一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但目前由于诉讼成本较高，让许多农民工望而却步。据记者了解，按照时下的业内标准，根据律师的知名程度及案件的复杂程度，标的在1万元左右的案子，律师费一般在1000—3000元之间；标的在10万元左右的案子，律师费一般在4000—10000元不等。如果加上案件受理费、申请财产保全费、申请支付令等其他费用，诉讼人所需费用更高。

“讨薪农民工即便通过诉讼赢得了官司，最终能否拿到工资也不好说。”有律师说，案件执行往往是老大难问题，“赢了官司，赔了费用”已不鲜见，因此诉讼并非农民工维权的最佳途径。

二是向劳动部门举报。目前省一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举报投诉渠道是畅通的，一旦农民工发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，可拨打电话进行投诉。有专家建议，在举报的同时，农民工应注意搜集相关证据。

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是约定双方权益的主要依据。在发生劳动纠纷时，劳动合同可以让农民工节省很多收集其他证据的工作。针对目前部分用工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，专家认为农民工可以收集以下一些证据，如工作牌、出入证、上岗证和出工考勤表等，“这样可以证明在这个用工单位工作过”。其次，还可以收集押金收据、工资欠条以及平时领钱的凭证，比如工资结算单，在兑付拖欠工资的时候，这些证据能有力证明工资数额。